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现代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生活，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树立健康的公共意识，也是对人的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然而，公德教育却远远不是教会人们文明礼貌这么简单的事。一百多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在探讨中国人公德教育的困境，提出必须以公民取代臣民，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公德才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在呼吁公共道德教育时，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指导思想：以公民取代臣民。

　　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抛开公民教育，片面地展开在公共领域中举止、规范方面的道德教育，其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人富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出国门去游历世界，这本是一个很好的、以民间的方式和世界沟通交流的渠道与机会。然而，大量中国游客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美好的中国形象，近来很多国内外媒体，在谈论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国粗鲁的举止、言行，并评价说“为中国作着负面的贡献”。

　　就连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国民，对中国游客“喂鸭子”似地向朝鲜儿童丢掷糖果；不顾及朝鲜人的感受，随意对朝鲜体制、领导人发表意见的言行，也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

　　同时在国内，一段时间以来连续发生了医生贩卖婴儿、法官集体嫖娼、教师性侵学生等恶劣事件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忧虑的质问：我们的国民就真的这么“缺德”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德育课都教了些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对道德与教育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定性：从理论上说，“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是许多教育学家的共识。

　　从近代教育学产生之日起，强调道德教育的基础意义就与教育学家们对教育的价值属性的共同体认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教育论》中指出，教育以人类个体的未完成状态为起点，通过养护、管教、教导等环节，最终以发展儿童的向善倾向，使之成为道德的存在为目的。康德的后继者赫尔巴特则更将“道德”归结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 “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从传统文化上看，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的传统德育是建立在以血缘、亲情、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关系上，因此中国文化有着较强的“重私德、轻公德”的倾向，对此梁启超曾评价为：私德居之十九，公德不及其一。因此，我国很多教育学者，在探讨目前国民公德教育时，提出了转变意识的观点。

　　我国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则提出规定“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在采访中檀传宝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德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通常说的道德教育，是狭义的德育。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地现kaiyun官方网站代化，人们走出家庭，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拓展。为了应对新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出现，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公共道德体系。”

　　同时，如何让人们自觉遵守、维护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承担公共领域的责任与义务，“从根本上说，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公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是相互交叉的。”

　　公民教育具体应包括哪些内涵呢？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在《中小学新公民教育读本》中，把它概括为“公民道德、公民价值、公民知识和公民能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在为教育部设计的新课程改革方案中，则强调了正义、平等、宽容、公正、尊重、国际理解等价值观。

　　早在1902年，留日学生杨度就曾在与日本学者的对话、辩论中，反思了我国国民“缺德”的根源，杨度认为国民的劣性，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性”。他说：“损人利己。为吾国今日社会之积习。先生所论公德之教育，实为对症进药。然此等根性从何而来？实亦其奴隶根性之幻象使然也。”

　　“如果抛开公民教育，片面地展开在公共领域中举止、规范方面的道德教育，其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檀传宝表示，“对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很多学者也一直在呼吁。”

　　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一百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在呼吁公共道德教育时，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指导思想：以公民取代臣民。

　　檀传宝解释说，一百多年来，呼吁建立公共道德的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只有国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才会更加自觉地履行规范、承担责任。

　　从根本上说，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更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代化社会中，能否建立起健康的公共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取决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如果国民只能被动地按命令要求遵守规范，自然会有很多不满情绪。而在一个缺少公平正义、并满怀怒气的社会中，高水平的公共道德自然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从理论上说，人们当家做了主人。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诸多社会制度安排仍然有待不断改进，因此国民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水准还差强人意。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我们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这并不是我国特有的，而是历史进程的自然现象。”檀传宝说，“很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过去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然而，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市场经济必须经历的阵痛阶段，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如何做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困惑。”檀传宝表示。

　　从学校教育看，檀传宝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造就健康的校园生活：用健康的、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讲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校园去生成现代公民。

　　“理性和积极地参加公共生活”是中小学加强公民教育要特别注意的重点，这也是全部公民教育的一个归宿最终要让公民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

　　“比教材和公民教育课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把学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因为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体现民主精神、课程与教学一味采取强制灌输模式、师生关系与生生关系充满等级观念的情况下，再好的公民教育课也会流于形式。”

　　在檀传宝看来，德育的社会环境建设很重要，希望在一片雾霾的社会环境下，让儿童茁壮成长是“荒诞的愿望”。因此他强调了成人社会的表率作用，“成人社会应当做公民生活的表率，否则，当未成年人接触社会的时候，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反而会让他们失望，继而后退到比较保险的臣民生活、私民生活的惯性中去”。

　　谈到公德教育，大多数人一致认同，媒体的责任不可推卸，然而，目前我们的媒体起到了正面的力量了吗？很多人对此表示了不满。一位学者表示，目前我们的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把大量的空间、时间用来做商业广告，而对国民进行公德教育的空间非常有限。

　　同时，很多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争相报道“猎奇”内容，其中很多内容尽管揭露了社会丑恶现象，但这类报道往往以“猎奇”为立足点，在对青少年的成长、对营造健康的社会氛围上，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

　　在多年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中，檀传宝感触较深的是谈到公民教育时，往往会遇到来自某种错误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一些人常常出于对公民、公民教育的误解，而产生莫名其妙的抵触心理。

　　采访中檀传宝一再强调：“公民教育是一个中性词，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公民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公民、公民教育概念，中国教育要培养能够真正有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

　　树立正确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kaiyun官方网站时代， “我们还需要培养世界公民身份，强调对世界各民族文kaiyun官方网站化的接纳、包容、欣赏的观念和能力等公民品质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