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在得知儿子无法适应传统学校的规训后，将他送到一所十分“另类”的学校。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作业考试、只有自由玩耍的环境中，孩子反倒爆发出强大的学习力。这位父亲兼学者在多年的调研中认识到，孩子缺少自由玩耍，才真正使得当代教育陷入危机……

　　美国知名的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曾被N次叫到校长办公室。他的儿子斯科特当时还在上小学，精力旺盛，总是随心所欲地发表奇思妙想、拒绝作业，甚至是逃课。在老师们kaiyun官方网站眼里，这孩子简直是不听话的典型。

　　然而，在面对一排人高马大的成年人的“谆谆教诲”时，9岁的斯科特忍无可忍地说出一句脏话：“见鬼去吧！”

　　那一次事件给了格雷不小的打击。他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劝导儿子服从，而是直接将他转到一所极为另类的学校，在那里，儿子可以拒绝一切不想做的事情；

　　乃至从此以后，格雷教授本人的研究焦点也产生重大变化——他从研究哺乳动物，转到以人类生物学的基础探讨教育，成为一名发展和学习心理学家。

　　格雷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当今教育的问题不是“不听话”的孩子们，而在于成年人以教育的名义，不断地剥夺孩子们的自由时间和空间。

　　而这种忽视玩耍，或者说忽视孩子与生俱来学习能力的做法，让当今的教育正处于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

　　格雷指出，在过去几十年内，孩子们的童年经历了持续半个世纪的衰落，不断消逝。孩子日渐成为以受教育为本分的无薪工作者。成年人留给孩子用于玩耍、探索以及追求自己兴趣的时间和自由越来越少。

　　平日里，埃文的妈妈早上六点半就得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这样他才能穿好衣服，吃点东西，赶上校车。

　　在学校里，埃文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坐着，听老师讲课，参加考试，读老师让他读的书，写老师让他写的东西。他的妈妈每天晚上都要在他的作业单上签字，以证明一直在监督他做作业。

　　放学后，埃文的学习规划也是被父母精心安排妥当的，为的是让他获得技能上的均衡发展，远离在学校之外可能遇到的一些麻烦。他周一要踢足球，周二练钢琴，周三练空手道，周四学西班牙语，周末则要参加联盟比赛、上培训学校……

　　亚特兰大主管学校教育的负责人，决定终止让学生在课间自由玩耍的传统惯例。这位负责人声称：“与其给孩子们30分钟让他们按自己高兴的方式消磨时间，还不如教他们某种技能，比如跳舞或体操来得更有意义。”

　　这体现了社会上酝酿出的一种态度，即儿童主要通过完成由成年人指导和评估的任务来学习和成长，自己的活动则是浪费时间。

　　如格雷所说，新生代孩子们的童年与其说是学习的时间，不如说是一个“填充简历”的时间。自由的玩耍不重要，因为那只是游戏，大学申请表上可没有这一项。

　　“自由玩耍时间的削减，以及追名逐利的教育方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随着自由玩耍时间的减少，在年轻人中，焦虑、抑郁、无助感和其他各种心理障碍都在增加。”

　　焦虑与抑郁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于“掌控感”的缺乏。当人的时间、空间被外界牢牢控制时，他们会因无力掌控环境而陷入消极情绪。

　　自1950年以来，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自杀率翻了两番，15～24岁人群的自杀率升高了不止一倍；25～40岁成年人的自杀率仅略有上升，而40岁以上成年人的自杀率反倒下降了。此类现象也证实了格雷所强调的：

　　社会正处于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孩子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天性，遵循着成年人为他们规划好的道路。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格雷认为，虽然成年人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表现，为他们尽量地安排好时间，但对“真正的学习的关注却越来越少”。

　　“缺少自由玩耍可能不会像缺少食物、空气或水那样令躯体消亡，但是会磨灭人的意志、阻碍心智的发展。”

　　在格雷把斯科特送到名为“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的完全民主化社区之前，也有过犹豫。

　　校长丹尼尔·格林伯格，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是颇受欢迎的人气型教授。他发现即使是如哥大这样的藤校，很多学生学习的主要动机也是得高分。1968年，他果断地辞掉教授职位，跟妻子一道在马萨诸塞州创立瑟谷学校。

　　格雷本人毕竟是传统教育出身，作为父亲，他情理之中地担心这种学校是否能带给孩子“成功所需要的知识”。

　　但事实证明，在瑟谷就读一段时间后，斯科特并没有因“缺乏管教”而堕入歧途，“很快，我欣喜地发现斯科特在这所学校过得很开心，他觉得瑟谷就是一所学校应有的样子。”

　　如果说传统学校不希望给孩子太多玩耍和自由行动的时空，那么瑟谷学校就是相反理念的极端代表：

　　简单来说，瑟谷没有课表，没有考试，也没有班级。学生如同空气一样自由。校舍由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农舍和翻修过的谷仓组成，学生们可以整天自由地在占地大约4公顷的校园里随意走动。

　　学校会依照学生的要求开设特定科目的课程，但不会强制或变相鼓励学生参加。很多学生甚至从来没有上过一节课。课程也没有规定的上课形式和课程计划，一切全凭学生兴趣，若学生感兴趣，那便继续上；若学生没兴趣，便及时停止。

　　斯科特回忆说，瑟谷学校鼓励学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两个人想要相同的东西”。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场面：

　　在户外，可以看到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在草地上吃午餐、爬树、在池塘里钓鱼，或是通过售卖饼干为学校活动筹集资金；

　　在室内，可以看到学生们在做饭、打牌、玩电子游戏、用电脑编程、弹吉他或创作歌曲、在美术室画画……

　　至于斯科特，他是10岁进的瑟谷学校，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和朋友们玩“龙与地下城”，游戏有时会连续进行好几天；年龄大一点后，他喜欢上阅读，在照相馆里冲洗图片、为学校的出版物写文章，或是编写计算机程序……

　　斯科特也经常利用瑟谷学校的“开放校园”政策，步行进城吃比萨，去波士顿参观博物馆，或者在学校附近的州立公园散步；15岁时，他还在校外做起了电脑顾问。

　　至于老师的作用，除了保障学校的安全，与传统学校大相径庭。他们更像是朋友、陪伴者，而不在教育中起主导作用。

　　校会是主要行政机构，将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囊括在内，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运作，即不论年龄、资历，每人均有投票权。

　　“我记得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对话。有时我们会聊上几个小时关于古代历史、政治、烹饪或毕业之后的计划……有时我们之间达成一致，有时则会争论。”这是斯科特回忆中，学生和老师们的相处方式。

　　学校的规则由“司法委员会”负责执行，委员会同样是由师生共同组成。如果有学生做出了一些影响他人的行为，委员会将依托“证词”，对“被告”处以停学等形式的惩罚。

　　斯科特也曾被选为委员会的“书记员”，“每天都会花时间调查有关涉嫌违反规则的投诉，几乎所有要求都源于一条基本规则：只要你不侵犯他人，就可以自由地干想做的事。”

　　斯科特在瑟谷学校学习了8年后毕业，这些年里他玩游戏，思考问题，搞创作，与人互动……但“唯一没有被告知如何去做”。

　　回到比较现实的问题：这样几乎是在玩耍中度过的孩子，能否可以为社会所容纳呢？

　　斯科特那些传统学校的老师们大概难以相信，这样一个曾经不服管教的淘气包，日后居然考上了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并且还成为一名教育者，回到母校瑟谷任教。

　　不只是斯科特有如此成就，格雷教授对瑟谷学校的毕业生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研，结果显示：

　　受访者中有75%的学生日后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申请大学中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在高校中表现良好，没有一名受访者抱怨自己难以适应正统的大学教育或就业模式；

　　毕业生们从事的职业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商业、艺术、科学、医学……而且，他们很显著地表达出对自己选择、喜好的自主掌控性，在学业进修或所选职业的生涯发展中表现出了强烈动机。

　　为什么？格雷进而提出，瑟谷学校的教育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它能够发挥相当于“狩猎－采集部落”的功能。

　　这也是格雷教育思想里的核心：教育要从工业流水线模式，转向自然状态，重视孩子在玩中学的巨大力量。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孩子们倾向于自己对自己的教育负责。

　　格雷深信，若想妥善解决如今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厌学问题，必须相信孩子们具有天生的玩心和好奇心，“优质的环境条件可以充分激发儿童自我教育的能力，让孩子们在自己玩耍的同时实现自我教育。”

　　他还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教育创新，翻开人类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自然的养育状态很早就存在。

　　格雷的研究视野遍及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坦桑尼亚热带雨林、中非共和国热带雨林、马来西亚、菲律宾吕宋岛以及巴拉圭东部……这些地区的“狩猎－采集”部落充分证明了玩耍的重要性，并且其中很多教养模式与瑟谷学校不谋而合。

　　千万不要认为狩猎—采集部落的文化比现代社会的“简单”，更不要认为部落里的孩子所学的东西比我们身边的孩子少。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在介绍朱瓦西人的跟踪能力时这样写道：

　　他们不放过任何细节，对每一个细节都会认真思虑并一起探讨。被踩倒的草叶、灌木条折断的方向，以及足迹本身的大小、深浅、形状和方向都能说明动物的状况，如逃跑方向、速度、下一步可能的去向。

　　狩猎—采集部落的孩子，早在3岁就开始同伙伴一起追踪动物了，13岁多，他们就可以同大人一起出行捕杀大型动物，边看边学。大约16岁时，带着当初那份玩乐的心态，这些孩子可能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了。

　　自我教育需要自由时间，让孩子结交朋友、实践想法、动手操作、体验无趣而后克服无趣、从犯错中吸取教训、发现并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狩猎－采集”部落成年人，几乎不对儿童和青少年提要求，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年轻人需要在自我探索和玩耍中成长为有能力的成年人，这一点在瑟谷学校是相同的。

　　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年人相信自己的孩子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在瑟谷学校，学生同样受到了如此这般的信任。他们可以探索学校周围的森林、田野和附近的小溪，可以去参观当地的商店和博物馆，也可以去其他任何感兴趣的地方，只要不隐瞒行踪并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瑟谷学校没有“高年级”“低年级”同学之分，经常是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和学习。这和原始部落里孩子相处的状态十分类似。

　　狩猎—采集部落很小，新生儿的出生间隔很长，孩子们可能只有一两个年龄相近的玩伴。一般都是各年龄段的孩子混在一起玩，小的4岁左右，大的16岁左右，小孩子会向大孩子学习。虽然他们也会向大人请教，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让玩伴来当自己的老师。

　　研究狩猎—采集部落的人类学家认为，混龄互动对孩子的自我教育至关重要，不论是对大孩子还是小孩子。

　　不以年龄分组的游戏，可以让年幼的孩子向年长的孩子学习技能和复杂的思维方式。

　　在一项对照研究中，混龄互动的幼儿园孩子的阅读量是对照组的近4倍，而写作量则大约是同龄孩子的6倍。这种读写行为大多发生在他们玩社会戏剧性游戏的过程中，例如在烹饪游戏中，孩子们会读食谱。

　　同时，混龄互动的好处是双向的。通过与年幼孩子的互动，年长的孩子锻炼了养育能力和领导力，同时获得了在人际关系中成为成熟一方的经验。年长的孩子通过教年幼的孩子，也能对概念有更深的理解，这迫使他们思考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瑟谷学校许多学生毕业后继续从事对创造力要求很高的职业，格雷认为，混龄互动的经历是其中的部分原因。

　　人类学家指出，狩猎—采集部落文化中紧密的人际关系、不分年龄的交融以及非竞争的平等道德观有效防止了霸凌行为的发生。如果一个孩子欺负另一个孩子，那么年长的孩子会迅速介入并阻止。

　　这在瑟谷学校也是kaiyun官方网站一样，而且对该校的研究表明，如果有年幼的学生在场，年长的学生就不容易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此外，瑟谷学校基于民主原则建立的校园规则和司法系统也可以防止恶性霸凌行为的发生。由于瑟谷学校的学生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所以他们比传统学校的学生更懂得尊重规则。

　　另外格雷还提到，瑟谷学校同狩猎—采集部落近似地，让孩子能接触知识渊博、有爱心的成年人，接触并自由使用相关设备，实现民主制管理等等——总之，它们均倾向于“自主、共享和平等”的原则。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也秉承这些价值取向，但重视和理解程度远不及这些部落。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科技更进步、社会更多样化后，教育却变得呆板。

　　深刻了解孩子们自由玩耍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要回归狩猎—采集社会，格雷教授所强调的，是尽可能地让信任型的育儿方式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

　　在他看来，信任型父母绝不是玩忽职守，他们支持孩子的发展但不试图干预，并在必要时为孩子提供帮助，让孩子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美国东北部一些富裕的郊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心理学家苏尼亚·卢塔尔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以下这类孩子最容易感到焦虑或抑郁：

　　来自父母的学业压力较大，从一项课外活动转换到另一项课外活动的次数极为频繁。

　　对孩子来说，与父母的情感维系至关重要，如果父母更关注孩子的成就而不满足于简单、纯粹的亲子时光，就不利于培养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3. 挥一点想象力、付出一点努力，为孩子寻找或创造能够安全玩耍和探索的场所和机会。

　　格雷表示，在信任型育儿方式下长大的‘狩猎—采集者’，通常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能力卓越、擅长合作、绝不专横、性格开朗、备受重视。做信任型的父母，无为胜有为。